我不觉得有“典型的美国人”这么一说。如果非要定义,典型的美国人就是以各自的方式绽放的灵魂。
我的同事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
他长相俊美,却偏偏讨厌任何“外表”的东西。曾经有很多栏目组都力邀他出镜,他都婉拒了,以至于江湖上传言他特别害羞,不喜欢上镜。
所以,当他主动找到我们国会组要求参与制作,并表示不介意出镜时,我有些意外。我领导看着天上掉的大馅饼合不拢嘴,非要我们搞个组合,于是就有了我们头一次、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次与观众Google Hang Out的活动。
合作久了,发现丹的头脑与他的长相特别不符。你懂的,一般长相姣好的人常常被认为是绣花枕头一个。我有时做报道需要各种诡异的数据、资料,丹都能手到擒来,譬如说某某国会议员在某某时间会见了哪些为国外政府效力的说客这种变态的细节。有时突击上镜时,丹甚至愿意帮我罗列和解释访谈中可以谈到的话题。
我在加入国会组的一年里疯狂地成长,从对国会的职能、作用、竞选流程一无所知,到基本在国会山下迷宫般的线路里懵懵懂懂找对出口,再到慢慢认识一些国会议员,知道他们关心的主要议题。虽然我平日大部分只报道国会方面的新闻,但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我认识国会的过程。所以我一直特别想做一些介绍美国国会小知识的软性节目,帮观众慢慢理解这个听起来庞大而陌生的机构,而不是被这个唬人的名号给吓跑。
丹加入后,领导就甩手让我们自己折腾。我俩就开始一次一次的会师,却总无功而返。原因是国会的新闻太多,我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挑起另一个重任。我记得最后一次会师时,我发誓要在两周内播出第一期,我们连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最终又由于更复杂的原因而正式放弃了。我有次闲聊问起他为什么不加入那些看起来很光鲜又轻松的组,而要加入我们这个自虐的苦差组。他说,我觉得同组成员要有能力并愿意付出均等的努力。我没有给丹详细解释放弃的原因,但再看到他总心有愧疚,觉得辜负了他。
除了和我们组合作,丹其实还有自己的本职,其中一大部分就是帮助其他记者用英语总结他们的报道后归档。自从台里大力推广电视节目,他又稀里糊涂地担负起总结电视节目的责任,归档的内容也详细到记录下访谈节目的每句对话。后来一个小时电视节目增长到两小时,他的任务又翻了倍。我取笑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观众,他都很严肃的回答: "seriously!" 他说其实他不知道他的工作任务和标准究竟是什么,和他工作性质相同的另一个同事的工作量不到他的十分之一,但我们真要帮他鸣冤时,他都说,他抓紧点也能做完。
丹是一个内向的男生,但熟了以后聊天时,他会放松下来,甚至带出加州大男孩的常用词句。有次我说起一个观点,丹深感同意,毫无征兆、红光满面地大叫"dude! I am telling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dude' (哥们儿)?"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丹说:"Yes..." 还有一次我们出去参访新上任正在选办公室的议员,一女子飘过,丹说:"Who was that chic(那妞儿是谁)?"
丹很幽默,冷幽默。有次我谈到中国政府最怕丢面子,总说"losing face"。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理解,我也是,my face is all I have. (我的全部资产就是我这张脸)。”
他说他不喜欢配音,宁愿引用被采访人的英文回答后打字幕。我同意,我说如果小时候引进的那些美国片都用原声加字幕,我的英语起码早好几年启蒙,小学时候可正是学语言的黄金阶段。他说,难怪我的中文这么烂,我学的时候估计都快超过学语言的烂铁阶段了。
我们在聊到新节目该用什么方式呈现,丹提议说就用《经济学人》最近的那种对话形式,一个编辑和一个记者聊天,问他有什么想做的议题,两人在对话中就讲到很多新闻线索和时事评论,观众在看的时候也没有压力,仿佛是参与编辑会一样。他说,这种形式信息量大,评论及时,并且制作成本基本为零。我说,好是好,但是这种形式会不会太枯燥?现在的中国观众不大喜欢这样的,没耐心看完。丹问,那他们喜欢哪样的?我说,吸引眼球的,人人装可爱型的。丹想了想说,I can hold a puppy. (我可以抱只小狗和你对话)。
记得丹第一次上谈话节目,我们要用中文介绍美国政府预算到期要自动削减的话题。我专门和他提前熟悉了话题,还嘱咐他,让他放开了说,如果哪里说不下去,我会马上接了说。上场前还为他打气,很弱地嚎:"Let's get this done!" 没想到,人家比我淡定得不是一点半点,各种数据罗列地有理有据,我却在一边紧绷着神经一副随时待命的敢死队状态。
我们工作时间长、强度大,每次我快不支时,看到淡定的丹飘过,就快充一次正能量,“让新闻来得更猛烈些吧!”